校友投稿 | 异乡念母校——77级医疗一系六班 朱鸿桢校友

    四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冬，我参加了重庆市卫生局的一个“626医疗队”，跟随几位老大哥在川东北的大山里巡回医疗，我们遇见一位难下诊断的病人，因为技术手段缺乏，几位老大哥给病人反复体查，也讨论了好几次，依然做不出明确诊断，最后，一位重医61年毕业的老哥说，我马上写一封信给重医神经内科傅雅各老师，请教老师关于诊断和治疗。不到两周的时间，傅老师就回了信，提出了诊断和治疗建议。最后，这位病人得到了妥善治疗，基本恢复了健康。这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重医。后来，通过和这几位老大哥摆龙门阵，知道了有很多高人在那所学校里。

那时的重医校门

    1978年初春，我也考进了重医，见到了那批老师，才把一个个如雷灌耳的名字，和一位位行走着的真人结合起来。那是一个新鲜年代的奇妙的学校生活，大龄同学可以老到过了30岁，学习如饥似渴，最小的同学刚刚才满15岁生龙活虎，两代人坐在一个教室里的景象让人感觉奇妙。我当时属于大龄同学，已经成家，常常因为家里事情回去，一早赶来上学。有一次，早上我来晚了，来不及走大门，直接从老八幢附近的围墙翻墙进来，跑步到寝室取课本，人正骑在墙上，学办老师在下面招呼：“老朱，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”这就是那个年代老师和同学的关系。回想起来，至今还是可乐。

重医记忆

  那年月的老师们的思维方法让人着迷。讲授的内容多已忘记，而老师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，那种逻辑力量，常常让人回味，赞叹良久。教组织胚胎学的马长俊老师在课堂上的话，时隔40年，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他说，学东西就像小鸡吃米，先把嘴下的这块米吃完，再慢慢地扩大地盘，横向纵向一块一块地清扫，把嘴边这块米的来龙去脉理清楚，直至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。自那之后，我就学会了梳理一个问题来源和去路的方法。我们班在编写墙报的时候，就设法梳理总结这种思维方法，我们在班上做调查搞统计，看看每天上课后需要多少时间来复习当天的功课，需要多少时间来预习明天的功课，怎么安排考试前复习的时间，等等，总结这类问题，其实，都是受到了这些老师的启发。

      我感觉读重医特别受益的事情，就是通过这批老师，打通了传承，打通了中外。第一个打通，让我们看到了这批老师在民国期间受的教育的扎实功力，比如好几位老前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底子，转教给了我们，让我们收益不浅。第二个打通，就是他们的外语功力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一生。记得马老师带我们实习课，把一本英语原版教科书摊开在面前，直接用中文讲解，像是读圣经一般，而我们却浑然不知，以为他看着中文在讲，直到下课，才发现真像，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实习的时候，眼科施殿雄老师在查房前，都要提前来病房给我们上英语课。Osaka (大阪) 这个英语单词,就是在一个早上跟施老师学的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青春求学时（前排左二为朱鸿桢校友）

     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，在附一院传染科实习的时候，有个发热待查的病人，由于当时的检查不像今天，能够化验的项目很有限，这个病人的诊断一直不清楚，于是把病史写在黑板上，组织大查房，从学生到老师都发表诊断意见，由于大家身在传染科，都从感染的角度去考虑，七嘴八舌都敲不定，最后是王其南老师发言，他总结了大家的发言，排除了不合理的诊断，如抽丝剥茧一般，提出可能性最大的诊断是"多发性骨髓瘤"，要确诊必须要做一个血浆蛋白电泳，由于当时附一院并没有这项检测，后来把病人的样本送到学校的生化教研室，最后确诊确实是"多发性骨髓瘤"。

青春求学时（后排中间为朱鸿桢校友）

     当时，学校的图书馆在南大楼的楼下，有两间小房，里面有很多英文原著，每次进去犹如进了圣殿，有次，在那里读了两本医学杂志“柳叶刀”，杂志质量不错，先找找出版社，一翻背页，哦，艾斯维尔 （Elsevier ），记住了。后来，我写了第二本医学书籍，到哪儿去找出版社呢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艾斯维尔，复印了10套，准备找10个出版社试试，结果艾斯维尔刚刚收到第一套，就通知我，他们要了，准备出版。这个小惊喜，也拜托当年母校的信息流。